《三欧文选》欧阳修文的选注诠次

欧阳萦雪  欧阳健

摘  要：《三欧文选》不是一般意义的文选，着眼点在作为家族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内涵，所选欧阳修的15篇文章，有8篇未被所有《文选》入选，有1篇被一种《文选》入选，有1篇被两种《文选》入选，其馀5篇被七种以上《文选》入选。本文依次说明15篇文章入选《三欧文选》的理由，顺带论及编次与诠解的情况。

关键词：《古代三欧文选》 欧阳修文 选注诠次

《古代三欧文选》是世界三欧（欧、欧阳、区）宗亲联谊会《三欧文化系列丛书》最早完稿的一种，全书以作者为单元，入选作者131人，其中晋代1人，唐代9人，宋代14人，元代4人，明代46人，清代57人，文章303篇，约50万字。

编选《三欧文选》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从有传世别集的欧阳詹、欧阳修、欧阳守道、欧阳玄、欧阳德、欧大任诸人的文集中按既定标准选择，二是从史书、方志、族谱中搜罗散佚的三欧先人的遗文，如从《宋史·律历志》辑出欧阳之秀《律通自序》，从《明史·刑法志》辑出欧阳一敬《论锦衣缉事识弊》，从《永丰县志》辑出欧阳发《鄂州武昌县尉欧阳府君墓志铭》，从《白沂欧阳三修族谱》辑出欧阳中立《逍遥堂记》等。

两方面工作性质不同，都属古籍整理的范畴。相对于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爬罗剔抉，从现存文集中选择成文，似乎要容易得多；实行起来，却不尽然。欧阳修是开创一代文风的大家，一生中写作了500多篇散文，不少是脍炙人口的名篇，选得少了不行，选得多了也不行，煞是颇费苦心。经反复斟酌，确定选取15篇，虽然不足欧阳修全部文章的0.33%，仍是入选最多的一位，占《三欧文选》303篇的4.95%。

我们是以何种标准或曰眼光，进行选注诠次的呢？为了说明问题，不妨与几种有影响的《欧阳修文选》比较一番，它们是：

①《欧阳修选集》，陈新、杜维沫选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

②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，王宜瑗选注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

③《欧阳修散文精品选》，姜光斗选注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

④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，陈必祥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

⑤《欧阳修散文精选》，江涌豪、江习波选注，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

⑥《唐宋八大家——欧阳修》，乔万民、吴永哲选注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

⑦《六一风神：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散文集》，堵军主编，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

⑧《欧阳修诗词文选评》，黄进德撰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

⑨《唐宋八大家散文大典》，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

入选《三欧文选》的15篇文章是（附该文在几种《文选》入选情况）：

01《〈欧阳氏谱图〉序》（无）

02《先君墓表》（无）；（①②③④⑤⑦⑧⑨选《泷冈阡表》）

03《永春县令欧君墓表》（无）

04《尚书工部郎中欧阳公墓志铭》（无）

05《论修河第二状》（无）；（⑤选《论修河第三状》）

06《论救赈江淮饥民札子》（无）

07《朋党论》（③④⑤⑥⑦⑧⑨）

08《免进〈五代史〉状》（无）

09《荐布衣苏洵状》（⑤）

10《与高司谏书》（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）

11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（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）

12《游鯈亭记》（②⑤）

13《醉翁亭记》（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）

14《与范文正公书》（无）

15《六一居士传》（①②③④⑤⑦⑧⑨）

在这15篇文章中，有8篇未被所有《文选》入选，占入选15篇的53.33%；有1篇被一种《文选》入选，占入选15篇的6.66%；有1篇被两种《文选》入选，占入选15篇的6.66%；其馀5篇被七种以上《文选》入选，占入选15篇的33.33%。下面依次说明这15篇文章入选《三欧文选》的理由，顺带论及编次与诠解的情况，识者正之。

01《〈欧阳氏谱图〉序》：此文所有9种文选皆不曾入选，唯堵军《六一风神：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散文集》在开篇《欧阳修简介》中提到：“《欧阳氏图谱》是记载欧阳家族世系和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，图籍以时间为经，以人物为纬，采用‘五世则迁’的小宗之法，创制家谱新体例，成为明清新谱谍的规范之作。”《三欧文选》将其置于欧阳修文的首篇，乃因本书不是一般意义的文选，而在作为家族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内涵。

首先，《欧阳氏谱图》创立了族谱编写的体例，开启了谱牒学的新时代。欧阳瑾（1706－1780）在《〈胡氏族谱〉序》中说：“谱之作也，序伦理，敦爱敬，阐扬先徽，昭示来者，其史之外篇乎？吾家文忠公与眉山苏氏倡修谱牒，世经人纬，百世昭穆，朗然揭日月而行。”欧阳修创立的族谱编修理论和方法，在纪传体史书中恢复史表，首创了引谱入史的做法；提出编修族谱的目的在于传承家族历史、弘扬祖德遗训；族谱编修应当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，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；创立了记载世系传承的谱图法，首次提出“九族之亲备”的主张，对谱法冲破宗法制度的束缚起到了推动作用，在后世广为流传，影响深远。

其次，此序考证了欧阳得姓之由，梳理了因唐末社会动乱,失其世次的欧阳氏世系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

第三，所录“吾先君诸父子所行于厥躬，教于其子弟”的“以忠事君，以孝事亲，以廉为吏，以学立身”，概括了三欧家族文化的精髓，尤其值得珍视。《三欧文选》选文，不在文章“漂亮”与否，而在是否体现了欧阳修提出的“四以”精神。

02《先君墓表》：此文所有9种文选也没有入选，但有8种都选了其定稿《泷冈阡表》。人称《泷冈阡表》叙述先德，情文深婉，令謦欬千载如生，可谓仁孝之言。按修之父欧阳观卒于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），次年归葬永丰县沙溪镇之泷冈；母郑氏卒于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次年七月将母柩送归故里，与父合葬，因作《先君墓表》。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又将《先君墓表》改写为《泷冈阡表》，刻石立于永丰沙溪父母墓道前，人称“千古至文”。

为什么不选公认的名篇《泷冈阡表》，而要选原稿《先君墓表》？通过两文的比对，发现《泷冈阡表》所作改动，除字句略有推敲，主要是篇首添加“呜呼，惟我皇考崇公，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，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，非敢缓也，盖有待也”一段，篇末添加“盖自先君之亡二十年，修始得禄而养，又二十有三年，修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尚书吏部郎中、留守南京”，与皇考赐爵崇国公、太夫人进号魏国等，意在光宗耀祖，流芳百世。其叙述先父廉洁奉公、谨慎吏事、慷慨待人、奉行孝道，先母守节自誓、教子成才、治家俭薄、仁惠刚毅，都是《先君墓表》原文就有的。而从家族文化着眼，原稿中有铭文曰：

而耕而田，岁取百千。而耘而学，久而不获。田何取之？囷仓峨峨。学而取之，簪笏盈家。量功较收，所得孰多？先君之学，获不及时。匪于其躬，而利其后。疾迟几何，善无不报。先君之贻，子修不肖。矧有才子，于何不有？矧我欧阳，世家惟旧。自始氏封，乌程之亭。在北有闻，或冀或青。中显弥长，或吉或衡。势大必分，枝叶婆娑。惟吉旧居，子孙今多。木久而林，有乔其秀。矧我欧阳，扶疏并茂。先君之德，吾母知隆。子修不肖，以俟其宗。以勉同乡，敢及他人。

被《泷冈阡表》删去的铭文，有对家世的追溯：“矧我欧阳，世家惟旧”，更有对“耕”、“学”的比较，尤有深意。因为从眼前效益看，耕似乎更为实惠，学的收效则很不及时：“而耕而田，岁取百千；而耘而学，久而不获”，但对家族素质的提升，对后代的培养，“学”却是不容忽视的：“先君之学，获不及时；匪于其躬，而利其后”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故将其置于第二篇，且在疏解中予以强调。

03《永春县令欧君墓表》：此文9种文选都没有入选。欧阳修撰有不少墓志铭名篇，由于是《三欧文选》，故选取墓主为三欧家人者。文曰欧君以天圣七年（1029）卒，《文忠集》卷二十四定于“天圣□年”，但文中有“修尝为其县令”一句，欧阳修任乾德县令是景祐五年（1038）三月至宝元二年（1039）六月，所以墓表所作当在这之后。

欧阳修在乾德任县令时，问知乾德有三贤，为张士逊、戴国忠和欧庆，“三人者学问出处，未尝一日不同，其忠信笃于朋友，孝悌称于宗族，礼义达于乡闾。乾德之人初未识学者，见此三人，皆尊礼而爱亲之”。三人未达时就已是贤人，为道虽无不同，穷达却有大异，“其一人曰太傅、赠太师、中书令邓文懿公，其一人曰尚书屯田郎中戴国忠”，惟欧庆命运最不顺畅，后二十年，始以同三礼出身为潭州湘潭主簿，陈州司法参军，监考城酒税，迁彭州军事推官，知泉州永春县事。其时邓公已贵显于朝，君尚为州县吏，所至上官多邓公故旧，君绝口不复道前事，至终其去，不知君为邓公友也。

三人都是贤人，命运各异，但三人都不以为意，周围的人也没有区别对待，这是一种何其理想的境界。“其幸不幸，岂足为三人者道哉！然而达者昭显于一时，而穷者泯没于无述，则为善者何以劝？而后世之来者何以考德于其先？”刘向《说苑?君道》：“故明君在上，慎于择士，务于求贤。”古代君主依贤人治国，张士逊、戴国忠、欧庆三人都是贤人，却穷达有异，令人感叹。欧阳氏和欧氏，同是越王无彊之后，欧阳修在“庆历党争”后被贬夷陵，又调乾德县，自然生出无限感慨。为了表彰欧庆之贤，欧阳修作了此墓表，以勉励后人。也正因为认识到贤人的穷达有异，欧阳修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更注重推荐人才，如三苏、曾巩、王安石等。

04《尚书工部郎中欧阳公墓志铭》：此文9种文选也都没有入选。欧阳载是欧阳修的仲父，是欧阳氏归朝后第一位以进士登科者，其御史材能，廉清俭恭，跃然纸上：

淳化三年（992），修仲父府君始以进士中乙科，其后为御史，有能名。真宗尝自择御史，府君以秘书丞见。见者数人皆进，自称荐，惟恐不用。府君独立墀下，无所说。明日，拜监察御史。中丞王嗣宗指曰：“是独立墀下者，真御史也。”绛州守齐化基犯法，制劾其事。化基，嗣宗素所恶者，讽之，欲使蔓其狱。府君曰：“如诏而已。”嗣宗怒，及狱上奏，用他吏覆之，索其家，得铜器十数。府君坐鞫狱不尽，免官。明年，复得御史，监蕲州税。又明年，迁殿中侍御史、左巡使。居二岁，奏事殿中，真宗识之，劳曰：“御史久矣，亦劳乎！”问何所欲，府君谢不任职而已。后数日，真宗语宰相与转运使，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，对以员无阙，复使与一大郡。宰相召至中书，问御史家何在，欲郡孰为便？对曰：“无不便。”宰相怒，与海州，又移睦州。

欧阳载孤傲、正直，不阿谀奉承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唐韩愈《伯夷颂》：“士之特立独行，适于义而已。”欧阳载正是这样的人，他严惩妖僧，不慕浮利。“欧阳有闻，始我仲父。以贡中科，来者继武。仲父之材，御史其能。廉清俭恭，直躬以行。铭以藏之，子孙之承。”欧阳家族兴旺发达，正需要这样的典范。

05《论修河第二状》：此文9种文选都没入选，惟王运熙主编《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》江涌豪、江习波选注的《欧阳修散文精选》，分杂记、论说、书信、序跋、奏折、碑铭祭文传记六类，收了《论修河第三状》。

按《宋史·志第四十四·河渠一》：“景佑元年（1034）七月，河决澶州横陇埽。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诏权停修决河。自此久不复塞，而议开分水河以杀其暴。未兴工而河流自分，有司以闻，遣使特祠之。三月，命筑堤于澶以扞城。八年（1048）六月癸酉，河决商胡埽，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，乃命使行视河堤。皇佑元年（1049）三月，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。二年（1050）七月辛酉，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。四年（1052）正月乙酉，塞郭固而河势犹壅，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。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遣使行度故道，且诣铜城镇海口，约古道高下之势。”至和二年（1055）三月二十九日，欧阳修上《论修河第一状》，列举“天灾岁旱，民困国贫”等五“大不可”驳斥了河北安抚使贾昌朝提出“塞商胡，开横陇，回大河于故道”的修河之役。九月二十一日，又上《论治河事第二状》，反对引黄河水归故道，提出具体的治河方略。至和三年（1056）二月，上《论修河第三状》，阐述此役必然无功，“中外之臣皆知不便，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，何哉？盖其说有三：一曰畏大臣，二曰畏小人，三曰无奇策。”“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，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，直欲兴利除害尔。若果知其为患愈大，则岂有不回者哉？至于顾小人之后患，则非臣之所虑也。”

《三欧文选》选了第二状，这是因为此状从治河的实际出发，提出了治河的具体方略：“臣闻河本泥沙，无不淤之理。……大抵今河之势，负三决之虞：复故道，上流必决；开六塔，上流亦决；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，则上流亦决。臣请选知水利之臣，就其下流，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。不然，下流梗涩，则终虞上决，为患无涯。”欧阳修是学者型的政治家，主张的是务实，“臣闻鲧障洪水，九年无功。禹得《洪范》五行之书，知水趋下之性，乃因水之流，疏决就下，而水患乃息”。大禹治水的道理，人人明白，然而就因为贾昌朝、李仲昌以及仁宗等人的好大喜功，“嘉佑元年（1056）四月壬子朔，塞商胡北流，入六塔河，不能容，是夕复决，溺兵夫、漂刍蒿不可胜计”(《宋史·志第四十四·河渠一》)。商胡决口塞而复决，回河失败，证明欧阳修的论断是正确的。《论治河事第二状》为《宋史·河渠志》全文抄录，足见史料价值之高。《论治河事三状》，虽属应用之奏议，然率意深切，洞悉世情，表现了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与心系百姓的黄河情结。

06《论救赈江淮饥民札子》：此文9种文选都没有选入。庆历新政刚开始半年，欧阳修任谏官，“今春大旱，至有井泉枯竭、牛畜瘴死、鸡犬不存之处，九农失业，民庶嗷嗷，然未闻朝廷有所存恤。”朝庭出内库金帛求陕西的饥民，但对江淮的旱灾没有救济的动静。“苟有所闻，必须留意，下民疾苦，臣职当言”，是欧阳修为官的准则。《容斋随笔》记其贬官夷陵，取陈年公案观之，“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，以无为有，以枉为直，违法徇情，灭亲害义，无所不有。且夷陵荒远褊小，尚如此，天下固可知也。当时仰天誓心曰：‘自尔遇事不敢忽也。’”令人动容。“江淮之民，上被天灾，下苦贼盗，内应省司之重敛，外遭运使之诛求，比于他方，被苦尤甚。今若不加存恤，将来继以凶荒，则饥民之与疲怨者相呼而起，其患不比王伦等偶然狂叛之贼也。”江淮之民遭受了四重灾害，欧阳修希望朝庭迅速做出对策，“不惟消弭盗贼之患，兼可以悦其疲怨之心。”

07《朋党论》：有7种文选选入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改革派推行新政，保守派唆使内侍蓝元震上《论范仲淹等结党奏》，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，罗织罪名，危言耸听，意图罢免革新派。在此背景下，欧阳修针对关于“朋党”的俗见，写出了著名的《朋党论》，分析了“小人无朋”和“君子有朋”，“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”。其所倡导的“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”，也是家族文化的精髓。

08《免进五代史状》：此文9种文选都没有选入。宋仁宗认为五代所撰《唐书》“纪次无法，详略失中，文采不明，事实零落”，庆历四年（1044）下诏重修，嘉祐五年（1060）完成。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、范镇、欧阳修、宋祁、吕夏卿、梅尧臣，主要作者宋祁、欧阳修，欧阳修负责本纪、志、表部分，宋祁负责列传部分。《新五代史》是欧阳修私撰，却早于《新唐书》的重修。《宋史?欧阳修传》：“自撰《五代史记》，法严词约，多取《春秋》遗旨。”按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春秋时期，诸侯割据争霸，礼法遭践踏，于是孔子编定《春秋》，寓说理于叙事之中，即“春秋大义”，希望借此来警戒后人，乱臣贼子非常害怕被孔子提到而遗臭万年。欧阳修撰《五代史记》，也正是因为五代春秋相似，作此书以警醒世人。

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范缜等奏请欧氏《五代史》缮写上进。欧阳修上《免进五代史状》。这时，《五代史记》已于皇祐五年（1053）完成初稿，欧阳修认为还不够完善，一直不断地补正修订，直到熙宁五年（1072）八月欧阳修去世的一个月后，宋神宗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。金章宗时，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《旧五代史》。

09《荐布衣苏洵状》：唯江涌豪、江习波选注的《欧阳修散文精选》选入，中云：“文章寥寥三百馀字，于其人德行文章推崇备至。得作者揄扬，苏洵文章遂名动天下。嘉祐五年（1060）苏洵再至京师，得任秘书省试校书郎，这应该是本篇荐状的实际效果。”

《宋史?苏洵传》：“苏洵，字明允，眉州眉山人。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，岁余举进士，又举茂才异等，皆不中。悉焚常所为文，闭户益读书，遂通《六经》、百家之说，下笔顷刻数千言。至和、嘉祐间，与其二子轼、辙皆至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，既出，士大夫争传之，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。所著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机策》，文多不可悉录，录其《心术》、《远虑》二篇。”苏洵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，但因不擅时文，举进士不第。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因举制策入京。正值庆历新政失败，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，于是他暂不求仕，“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，益闭户读书，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，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”。后为知益州张方平赏识。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苏洵携子苏轼、苏辙，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，入京谒见韩琦、欧阳修。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，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，在《荐布衣苏洵状》中说：“其所撰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二十篇，辞辩闳伟，博于古而宜于今，实有用之言，非特能文之士也。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，而守道安贫，不营仕进，苟无荐引，则遂弃于圣时。”欧阳修看准苏洵是真正的人才，力加称誉荐举，遂为名人，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“三苏”，均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“四海之广，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”，实乃至理名言。

10《与高司谏书》：9种文选均选。景祐三年（1036）五月，知开封府范仲淹以上《百官图》及《帝王好尚》、《选贤任能》、《近名》、《推委》四论，并于宰相吕夷简辩于仁宗前，被贬至饶州。当时朝臣纷纷论救，而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，反而加以诋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阳修不顾朝庭“戒百官越职言事”的诏令，写信痛斥，指高若讷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。欧阳修后来在《与尹师鲁第一书》中说，“当与高书时，盖已知其非君子，发于极愤而切责之，非以朋友待之也”，显出欧阳修嫉恶如仇、不避险难的正义感。

高若讷见信后恼羞成怒，将此书给仁宗看，“恐中外闻之，谓天子以迕意逐贤人，所损不细”。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。高若讷虽然后来官运亨通，做了宰相，但是“是直可欺当时之人，而不可欺后世也”。欧阳衡刻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首载清高宗乾隆评语：“是岁修甫三十岁，年少激昂慷慨，其事之中节与否，虽未知孔、颜处此当何如，然而凛凛正气，可薄日月也。时修筮仕才五年，为京职才一年余，未熟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情态语言大抵如此，千古一辙，于是少所见多所怪，而有是书。至今传高若讷不复知人间羞耻事也，人固有幸不幸欤！”本书“疏解”云：

范仲淹被贬，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，反加诋毁，欧阳修便写信痛斥，指为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。其时，欧阳修甫三十岁，筮仕才五年，为京职方年馀，激昂慷慨，凛凛正气，与唐代欧阳秬《移陆司勋沔书》精神，一脉相承。

11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：9种文选都选。本书“疏解”云：“本文认为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之‘三不朽’中，应以修身立德为根本，并以‘文章丽矣，言语工矣，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，鸟兽好音之过耳也’来摧徐无党之‘盛气而勉其思’，立论甚高。”

12《游鯈亭记》：只有2种文选选入。文章末尾有“景祐五年（1038）四月二日，舟中记”，这一年，欧阳修32岁，经历了《与高司谏书》后的被贬夷陵，调乾德令。在赴乾德的途中，欧阳修为其兄欧阳昞“游鯈亭”作记。“不以汪洋为大，不以方丈为局，则其心岂不浩然哉！”这正是庄周惠施的濠梁之乐，宣扬了“视富贵而不动，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，真勇者也”的达观思想。

13《醉翁亭记》：9种文选都选。欧阳修因上书为范仲淹辩护，被贬滁州，内心抑郁，此文却以萧然自远的笔调，抒写了幽深秀美的自然景物，和“与民同乐”的高尚旨趣。“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”欧阳修以乐为乐，这是他不愿自怨自艾的体现，也是他积极向上的体现。

14《与范文正公书》：9种文选都没有入选，倒不是由于眼光的不同，而在其发现年代之晚。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12年第1期东英寿、陈翀《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》，揭示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中中土久佚的九十六篇书简，本书所选为第九十篇，题“此帖恐是与范文正公”。洪本健先生《东英寿教授新见欧阳修散佚书简解读》认为：

欧阳修、韩琦、范仲淹与尹洙关系均甚密切。洙卒，欧撰墓志铭，韩撰墓表，范于尹洙身后事极为关心。孙甫，字之翰，为尹洙知交。此简论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，云：“师鲁功业无隐晦者，修考之翰行状无不是处，不知稚圭（韩琦字）大骂之翰，罪其何处，此又不谕也。稚圭处，修自附去也。”范、韩、欧、尹的友谊，在庆历革新中经受考验，更加深厚，他们都很珍惜。此简批评尹材（洙兄尹源之子）“率然狂妄”地责难作行状的父执孙甫，谓“明公若爱师鲁，愿與戒昮（勗）此子”，同时，极不满于同命运、共患难的挚友韩琦责怪孙甫的举动。此种情绪，看来也只有向革新阵营的领袖、欧待之以师友的范仲淹抒发才合适。称“明公”，望其“戒昮（勗）此子”，亦符合范仲淹的身份，故谓本简“与范文正公”，当是正确的判断。欧庆历八年作《尹师鲁墓志铭》，时在知扬州任上。本简云：“修在扬州，极不平之，亦曾作书拜闻。”观其口吻，已离扬州，疑本简作于皇祐初。

孙甫是尹洙的知交，洙卒，孙甫为尹洙作行状，尹材（洙兄尹源之子）表示不满，作书责难。欧阳修致书范仲淹，认为孙甫所作行状“不过文字不工，或人所见不同”，“后生小子，但见其叔平生好论议，遂欲倣効，既学问未精，故所论浅末，不知其叔平生潜心经史，老方有成。其自少所与商较切磨，皆一时贤士，非一日而成也。”仲尼曰：“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所以欧阳修愿与范仲淹来戒勗此子，无使陷于轻率，表现了对友朋后辈的负责精神。

15《六一居士传》：8种文选选入。此文作于欧阳修六十四岁时，既老而衰且病，以“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”与“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”，自号六一居士，表现了达观精神与至性真情。

“文章者，千古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近代以来，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负面影响，文章的地位一落千丈。西方的纯文学观认为，文学是形象的、有感情的，其文学向以小说、戏曲为正宗。近代以来，王国维、鲁迅得时代风气之先，推动了中国小说研究、戏曲研究发展。至于文章，如欲归入文学范畴，就必须是写景的，抒情的，才被认作“文学创作”，方有写进文学史的资格。在这套观念影响下，大量被看好的千古名篇，如《原毁》、《师道》这些文章，都不认为是文学，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了。人们不去研究论说、杂记、奏折、碑铭、祭文、传记、书信、序跋，将关注点放在写景状物的小品，使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，离中华文化的精髓也越来越远。我们在看三欧文的时候，最激动的不是《醉翁亭记》，也不是《秋声赋》，而是《论修河第二状》、《论救赈江淮饥民札子》，是欧阳澈的三篇《上皇帝万言书》，是欧阳守道的《欧阳监丞祠堂记》，这些奏书，这些说理文，充满激情，关心国家，关心民族，它们不是“创作”出来的，而是用心、甚至用血写出来的，恰恰是千古不朽的最好文章。中国文学有中国文学特点，文章才是中国文学的主脉和正宗。要抵御西方的观念，至少不要被控制，古代散文研究才有光明的前途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年5月30日

（《古代三欧文选》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）

欧阳萦雪，女，1973年生，山西大学文献学硕士，福建师大闽台区域研究中心馆员，世界三欧（欧、欧阳、区）宗亲联谊会网责任编辑。

欧阳健，男，1941年生，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，世界三欧（欧、欧阳、区）宗亲联谊会名誉会长。